第五百零八章 等级(第3/5 页)

唐代的贱口奴婢（官、私奴婢）在宋代逐渐消失，到了元明两朝，籍没战俘或罪犯为奴的制度又恢复了，这类贱民（驱口）地位仍如同牲口。工乐户在唐代地位介于官户和杂户之间，已经高于部曲，宋代官府的工匠是雇佣来的，乐户地位自然也更宽松，接近良人。

良贱制度虽然在宋代消亡，但良贱之分、贵贱之别贯穿了古代社会始终。明清以职业划分良贱，贱民包括奴仆、倡优和隶卒（在衙门服贱役的人，如皂隶、马快、步快、小马、禁卒、门子、弓兵、粮差及巡捕番役等），各地还存在一些特殊的贱民群体，如山陕的乐户，江浙的惰民、丐户，安徽的伴当、世仆，皖南的棚户，江西的九姓渔户，沿海地区的疍户等。直到雍正时，才废除贱籍，“开豁为良”。贱籍被废除了，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职业的歧视心理却没消除，20世纪初的《官场现形记》中仍称“最贱之人，倡优皂卒”。

古代贱民脱籍途径大体有这样几种：一是放免为良。放免也称恩免，可分为朝廷赦免和主人恩免。朝廷赦免又有皇帝大赦、老免、勋功等途径。唐代规定，官奴婢年满六十及废疾者可免为番户，年满七十则免为良人。秦汉以来，奴隶还可以凭借战功成为平民，唐代官户受有勋及入老者并从良。主人“放奴婢为良及部曲、客女者”，都要由“家长给手书，长子以下连署”，并申报官府批准，方才生效。唐代是逐级放免，条件严苛，官奴婢一免为番户，再免为杂户，三免为良人。宋代奴婢则可一免为良。二是赎买为良。唐太宗攻陷辽东城时想赦免已奖赏给将士为奴的战俘，都还得官府以布帛赎买，再赦免为百姓。贱民想通过自身存钱，或寄希望大善人资助赎买从良就更难了。最后还有一种少之又少的通过非法途径，如诈死、逃亡后变换姓名，再私下交易买个良人身份，从而摆脱贱籍。平民破产很容易沦为贱民，贱民要想脱籍则难于登天。

而曾巩此时，其实是在以官户自居而瞧不起这棠溪和陈晨，在他看来，这棠溪和陈晨就是贱民。宋朝官员入仕门径很多，因出身不同，官户的范围也有宽有窄。北宋初，“多袭五代之制，稍损益之。凡入仕，有贡举、奏荫、摄署、流外、从军五等”，此后入仕之门增多，已远非上述“五等”所能概括。宋哲宗时，李常说，当时“入流名品几七八十数”，而往后的入仕门径更为冗滥。

贡举即科举入仕，特别是进士出身，宋时被视为最光彩的仕途。奏荫或可称荫补、补荫、恩荫、资荫、奏补、任子等，从宋宫后妃、皇族至一定品级的官员，可荫补子孙、亲属以至门客、医生等。摄署又称摄官，宋时主要是指广南等边远地区无正任官员，即由吏胥等摄官而入仕。流外是指吏“出职”为官，“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、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，俗谓出职是也”。北宋后期规定“吏职出身之人，依法转至武功大夫止”，南宋后期已改为“转至训武郎止”，由正七品武功大夫降至正八品训武郎。至于吏职出身任文官者，南宋规定“至从政郎止”，从政郎为从八品。

武人入仕则有“军班”、“军功”、“武艺”等。军班是指“内外诸军兵并班直、军头司等人年劳或有功得官皆是”，大致属武人未参加战事的正常入仕之途。“称军功者，谓亲冒矢石，或获级，或伤重，及战退贼众，解围，其运粮、守城、进筑、把隘之类非”。

宋时还有所谓“进纳出身”，俗称“买官”，或称“入赀补官”、“纳粟授官”、“纳粟补官”等，凡富人向官府捐献粮食、物料、钱财以至人工，都可按规定入仕。至于其他很多出身入仕名目，在此就不必一一赘举了。

宋宁宗嘉定六年（公元1213年），吏部所管“四选名籍共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员”，其中侍郎右选“使臣之从军与未参选者不与”，今将各类官员之出身列举于下。

在宋朝官员中，科举、荫补、出职、进纳、军功、军班等出身占较大比例。北宋时，“有出身”指进士、明经等科举出身，以别于其他“无出身”者。然而到南宋时，“有出身”的含义变窄，仅限于进士出身者，如童子科、武举、恩科（特奏名）等都不算“有出身”。宋朝各代“有出身”和“无出身”的标准不尽相同，在待遇上也有不少差别。

因入仕之途的差异，不仅在官场中的地位，升迁的迟速等有异，官户的范围也宽窄不一。如科举、荫补等出身的品官，显然属官户；而由某些门径入仕的品官，则另有专门规定，以限制品官某些特权的范围，维护等级森严的名分和秩序。